六、七十年代，香港经历了急剧的转变。当时人口快速增加，社会发展步伐迅速，制造业蓬勃发展，经济渐次腾飞。

面对这些转变，政府一方面需要专注维持社会秩序，同时积极为市民提供住屋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然而，因为人口不断地膨胀，社会的资源未能赶及实际需求，这种环境助长了贪污的歪风。市民为了维持生计以及尽早获取公共服务，都被迫使用「走后门」的方法。当时「茶钱」、「黑钱」、「派鬼」等各种代替贿赂的名堂层出不穷，市民不仅耳熟能详，甚至无奈接受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时候，在公共服务机构中贪污情况十分严重，如救护人员在接送病人往医院前，向病人索取「茶钱」、病人要「打赏」医院的亚婶，才可取得开水或便盆、就是连轮候公共房屋、申请入学或各种公共服务，也要贿赂有关官员。贪污风气在警队中更为严重。受贿的警务人员更包庇黄、赌、毒等各种非法罪行，社会治安、秩序受到严重的威胁。市民虽饱受贪污的祸害，却敢怒而不敢言。

贪污无疑已成为香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当时政府对此却似乎束手无策。普罗大众对贪风猖獗已达忍无可忍地步，愈来愈多市民就政府漠视此问题的态度公开表达他们的激愤。七十年代初期，社会上汇聚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公众人士不断向政府施压，要求采取果断行动，打击贪污。最后，一名外籍总警司的贪污案，令民怨升达沸点，政府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

一九七三年，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逾四百三十多万港元财富，怀疑是从贪污得来。律政司要求葛柏在一星期内解释其财富来源，然而，在此期间葛柏竟轻易逃离香港到英国。葛柏潜逃令积聚已久的民怨立即爆发。学生们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集会，抗议和批评政府未能恰当处理贪污问题，集会获数以千计的群众响应。市民又手持写着「反贪污、捉葛柏」的横额到街上示威，要求政府缉拿潜逃的葛柏归案。

面对市民的强烈要求，香港政府明白到必须有所行动。葛柏潜逃后，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被任命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葛柏潜逃事件。百里渠爵士之后发表了两次调查报告，在第二份调查报告书内，他清楚指出：「有识之士一般认为除非反贪污部能脱离警方独立，否则大众永不会相信政府确实有心扑灭贪污。」

当时的港督麦理浩爵士（后来被册封为勋爵）迅速接纳了百里渠报告书的建议。在一九七三年十月的立法局会议上，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污组织。

麦理浩爵士说：「我认为有需要成立一个崭新的机构，由德高望重的人员领导，以全力打击贪污，并且挽回公众的信心。公众对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包括警务处，毫无连系而完全独立的组织明显较具信心。」

当时，许多社会人士都意识到，政府已开始切实正视贪污问题，为香港展开了一个廉政年代。

廉政公署在一九七四年二月正式成立，以执法、预防及教育「三管齐下」的方式打击贪污。廉署成立后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葛柏逮捕返港。一九七五年初，廉署成功将葛柏由英国引渡回港受审。结果，葛柏被控串谋贪污及受贿，罪名成立，判处入狱四年。葛柏案件充份反映廉署打击贪污的决心，在香港掀起了一场静默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