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秘密受命至公開審訊；從暗中偵查至中外傳媒廣泛報道；從鎖定目標證人至大舉於聯交所辦公室搜證；不經不覺，原來已度過了四個年頭！祁國利和秦漢賢花了好一番功夫整理和重溫舊檔案，把案情重點、他們的經歷和感受娓娓道來。
這宗案件的證物多達三萬多件，主要是從聯交所搜回來的文件，包括一些上市申請、審批過程的有關文件和會議紀錄等；此外還有記錄著會議談話內容的錄音帶，足足載滿二十多個鐵箱。要妥善保管這批證物實在不簡單；心思細密、做事有條不紊、從一開始便參與調查工作的秦漢賢當然是理想的人選。他說：「這是我第一次處理如此驚人數量的證物，我和另一位同事被指派為『證物主管』；法庭特別批准我們佔用了一間律師更衣室來貯存證物，方便『隨傳隨到』。每當主審法官或控辯任何一方有需要展示證物時，我們會按照預先編好的證物索引，第一時間將有關證物找出來呈堂；用完之後亦要放回原位，絕不能有些毫差錯。」
「證物索引」其實源於秦漢賢始創的編檔方法。他憶述當年面對複雜而瑣碎的資料：「一般商業貪污案的特性是文件和資料特別多，當然本案也不例外。八Ｏ年代，電腦還未普及，所有資料必須以『白紙黑字』存檔，為了方便組員們不時翻查及對照資料，我特別建立了一套獨特的編檔方法，類似圖書館編輯藏書，把資料分門別類編成索引。其後我們亦應用同樣方法將證物分類編排。」
調查人員不但處事小心，原來也創意無窮！當案件仍未曝光時，為了要確保所有資料絕對保密，祁國利不便在他的調查筆記中寫下懷疑涉案人士的名字，於是創出了一套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明白的「密碼」-「我以手錶品牌代表聯交所的高層；以雀鳥名稱代表其他職員。看！勞力士、亞米加每次開會，燕子都為他們準備……」祁國利邊解釋邊展示筆記簿上的「祁氏密碼」。
開始調查本案時，祁國利和秦漢賢正在同時協助處理海外信託銀行案件，所以一直駐紮於灣仔的海外信託銀行總部；及至「海託案」完結，他們撤離銀行總部，但本案的專案小組並沒有搬返執行處辦公。祁國利解釋說：「這是一宗極為敏感和高度保密的案件，我們要為一切有關的文件和資料高度設防，因此小組特別在總部以外租用辦公室工作，並採取二十四小時保安措施﹔期間更數度搬遷。這四年多以來，除了參與一些必要的會議和向處長匯報外，我們絕少踏足執行處總部辦公室。」
前主席被判入獄後，祁國利重臨久違了的廉署職員餐廳，準備「飲一杯」輕鬆一下。誰知他甫踏進餐廳，四周即變得鴉雀無聲。「當時餐廳內正進行職員公餘活動，在門外已聽到喧嘩歡笑聲，誰料我一踏進大門，大家忽然屏息靜氣，好像正等待甚麼似的。豈料當我輕輕地說了一句「審完了！」後，餐廳內登時響起如雷掌聲。原來關心這宗案件的不止我一人，亦不止專案小組的組員，大家都期盼著這一天！一種互相關懷，默默支持的團隊精神，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