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秘密受命至公开审讯；从暗中侦查至中外传媒广泛报道；从锁定目标证人至大举于联交所办公室搜证；不经不觉，原来已度过了四个年头！祁国利和秦汉贤花了好一番功夫整理和重温旧档案，把案情重点、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娓娓道来。
这宗案件的证物多达三万多件，主要是从联交所搜回来的文件，包括一些上市申请、审批过程的有关文件和会议纪录等；此外还有记录着会议谈话内容的录音带，足足载满二十多个铁箱。要妥善保管这批证物实在不简单；心思细密、做事有条不紊、从一开始便参与调查工作的秦汉贤当然是理想的人选。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处理如此惊人数量的证物，我和另一位同事被指派为『证物主管』；法庭特别批准我们占用了一间律师更衣室来贮存证物，方便『随传随到』。每当主审法官或控辩任何一方有需要展示证物时，我们会按照预先编好的证物索引，第一时间将有关证物找出来呈堂；用完之后亦要放回原位，绝不能有些毫差错。」
「证物索引」其实源于秦汉贤始创的编档方法。他忆述当年面对复杂而琐碎的资料：「一般商业贪污案的特性是文件和资料特别多，当然本案也不例外。八Ｏ年代，电脑还未普及，所有资料必须以『白纸黑字』存档，为了方便组员们不时翻查及对照资料，我特别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编档方法，类似图书馆编辑藏书，把资料分门别类编成索引。其后我们亦应用同样方法将证物分类编排。」
调查人员不但处事小心，原来也创意无穷！当案件仍未曝光时，为了要确保所有资料绝对保密，祁国利不便在他的调查笔记中写下怀疑涉案人士的名字，于是创出了一套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明白的「密码」-「我以手表品牌代表联交所的高层；以雀鸟名称代表其他职员。看！劳力士、亚米加每次开会，燕子都为他们准备……」祁国利边解释边展示笔记簿上的「祁氏密码」。
开始调查本案时，祁国利和秦汉贤正在同时协助处理海外信托银行案件，所以一直驻扎于湾仔的海外信托银行总部；及至「海托案」完结，他们撤离银行总部，但本案的专案小组并没有搬返执行处办公。祁国利解释说：「这是一宗极为敏感和高度保密的案件，我们要为一切有关的文件和资料高度设防，因此小组特别在总部以外租用办公室工作，并采取二十四小时保安措施﹔期间更数度搬迁。这四年多以来，除了参与一些必要的会议和向处长汇报外，我们绝少踏足执行处总部办公室。」
前主席被判入狱后，祁国利重临久违了的廉署职员餐厅，准备「饮一杯」轻松一下。谁知他甫踏进餐厅，四周即变得鸦雀无声。 「当时餐厅内正进行职员公余活动，在门外已听到喧哗欢笑声，谁料我一踏进大门，大家忽然屏息静气，好像正等待什么似的。岂料当我轻轻地说了一句「审完了！」后，餐厅内登时响起如雷掌声。原来关心这宗案件的不止我一人，亦不止专案小组的组员，大家都期盼着这一天！一种互相关怀，默默支持的团队精神，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