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年反贪污部开始调查「探长」的个案后，他的档案一直被保存着。廉署正式运作后，便从反贪污部接过「探长」的个案，在1976年8月正式展开调查。其时「探长」年近六十，并已退休七年。
虽然反贪污部早于1968年已经搜集了有关「探长」财富的资料，由于廉署接手调查此案时已事隔八年，廉署人员必须重新确定「探长」的资产。他们要查阅所有与「探长」往来的商务及私人文件、银行帐目等。
要追踪这些资料需要大量人手和时间，尤其是当时除了两间主要银行外，其他银行均没有安排指定的职员协助廉署调查。廉署人员要找出「探长」在其他银行的存款资料，必须逐间银行分行登门翻查档案，加上那年代还未广泛使用电脑储存资料，一般银行只保留客户七年内的帐目记录，所以单是追踪「探长」的银行存款，已令调查员绞尽脑汁。
被委派处理这宗棘手案件的是李Sir，当时是署理总调查主任。他说：「这案所覆盖的时空由1935年至1968年，我们身处七十年代却要追查四、五十年代的人和事，而且战时混乱，加上牵涉内地搜证，在当年没有跨境协查的机制下，调查工作举步维艰。」
廉署人员从文件中发现「探长」曾经将一块土地发展为饭店及旅馆，而且一直以执行董事的名义出席该董事会，也亲力亲为打点业务。饭店及旅馆的持有人是一位女士，跟「探长」的妻子同姓，最初估计可能是他妻子的姊妹，可是「探长」对调查员说他从来不认识此人。李Sir忆述：「他替这女士安排承建商，更在更改工程的合约上签名作为证人，他很明显自相矛盾。」
其后，有案件证人告知廉署，自己曾偶然一次听到「探长」的女儿在饭店内称呼该女士「妈妈」。这一声「妈妈」打开了疑团，这女士正是「探长」的妻子。其后，调查员在「探长」的住所里搜出三份遗嘱，其中一份遗嘱所提及的名字，跟这女士的名字相同。换言之，证实了该资产其实由「探长」的妻子持有，同时也解释了「探长」亲身选择承建商及为发展工程结账多达约一百万元的原因。
到了1969年，该资产的大部份股份转手，而接手人的登记地址是在台湾，直到1972年「探长」离开警队后，资产再转手，今次转到「探长」名下，更改为香港住址。从表面看来，该资产是由一人转到另一人，实际上这二人同属一人，只是「探长」为掩饰资产而设下的布局，因为在1969年经反贪污部查问后，他变得更加小心，故意使用别名及台湾地址持有该资产。
李Sir解释：「『探长』及他的家人不会用真名购买物业或持有资产，但我们无从知道他们究竟有几多个别名，即使我们追查到一些由别名持有的资产，也必须证明该资产是与『探长』有关的。」不过在查问中，「探长」向廉署调查员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别名。
然而天网恢恢，有一次在田土厅查阅记录时，调查员却意外地发现了一项有力证据。 「探长」在一份登记土地的文件上，一时不小心写下自己的全名，于是刻意将姓名中的其中一个字删去。这修改反而证明「探长」使用别名登记资产。最后，廉署证实「探长」拥有三个别名，而其妻子则拥有一个别名，这有助调查员锁定涉案的资产项目，作进一步分析。
调查员又发现「探长」妻子名下物业所得的租金都被交到「探长」手上，「探长」自己也打点物业的租务，甚至向人自称是有关物业的业主。他的妻子更给租客印有「探长」姓名的名片，而调查员在他的家中也找到同样的名片。
此外又找到一些图章，图章分别刻有「探长」的姓名、别名及他妻子的别名。再追查下去，原来「探长」妻子持有的物业所发出的租金收据，都分别印盖了图章上的别名。 「探长」妻子卖掉名下物业时，亦将款项转交「探长」。她在1971年7月更将名下一单位转名给「探长」。这些证据显示其实「探长」一直亲自操控他的资产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