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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員的甜酸苦辣

專案小組四十多名成員,有些只參與很短的時間便轉投其他案件,有些則是貫徹始終的。事件前前後後糾纏了十多年,當中有多少辛酸及疲累,又有多少滿足和得著?

先苦後甜

朱敏健在1985年接受任命參與專案小組時以為任務為期大約一年,怎知不經不覺已經到了1988年。當時他有機會參加升級試,但評審委員翻了翻他的工作紀錄,認為他幾年來只參與一宗案件,接觸面相對較其他考生少,不予批准升級。名落孫山的朱敏健當時心情十分複雜,他回憶:「一直以來,我都因為有機會參與這宗大案而引以為榮,豈料卻又偏偏因為它而升級無望!」第二年,朱敏健再度參加升級試,考官提了一條巧妙的問題,朱敏健給了一個坦白的答案,換來一個意料之外的結果 ......

Do you want to know whether Chu was promoted finally? (想知道朱敏健最終能否升職嗎?)
考官說:「如果給你一個選擇,升級便把你調離目前工作,沒有機會完成此案;若你想繼續調查此案,我不會批准你升級,你作何選擇?」我說:「我選擇先查畢案件,反正我對調查此案越來越感興趣,遲些升職也沒有問題。」豈料他沒有接受我的請求,結果升了級,更同時被調離此職!

遺憾?榮幸?

朱敏健獲擢升而被調離專案小組,徐耀成的工作量立即倍增,先後到過馬來西亞十數次,最長一次逗留了三十二天。

「小兒子剛剛出世,我接到任命要往馬來西亞接見證人,為期兩周。心中當然有點牽掛,但畢竟工作最重要。」一瞬間兩周過去,工作還是沒完沒了,與徐耀成同行的檢察官認為他對案件最了解,不肯放他離開。「上司十分體諒,同意調派另一位同事來接替,但我最終還是選擇留下來把工作完成。」因為他經常出外公幹,徐太只好辭去自己的工作,專心照顧家庭和兩個兒子。

跟徐耀成一樣,朱敏健亦不無感慨。他說:「我錯失了許多重要時刻,兩個兒子童年中最重要的幾年我都不能留在他們身邊。85至88年間,差不多有一半時間不在香港,那時適值他倆相繼入讀小學,甚麼排隊報名、筆試面試……總之事無大小,只好靠太太獨力處理。」

話雖如此,他二人的眉宇之間卻又同時流露一股滿足之情。徐耀成說:「能參與此案,我深感榮幸。除了副組長賈樂施以外,我是全組唯一一個『由頭帶到尾』的,連最後一份文件 - 全案的支出報表 - 都是由我計算和整理的。」他說從中學到許多新事物:「早期的確面對很多財經商業方面的問題,但因為參與本案調查,有機會跟專業會計師一起工作,邊做邊學,漸漸地發覺自己的財經知識亦有所增長,甚麼會計程序、股票市場運作,一概難不到我,對日後調查類似性質的案件有很大幫助。」「佳寧 / 裕民案」成了徐耀成生命的一部分,更是他事業的重要部分。入組時他任職助理調查主任,不久即獲擢升為調查主任,離組前早已升為高級調查主任!朱敏健更因為本案誘發他對法律產生興趣,其後修讀了一個法律課程,取得學位。

中藥店 掌櫃

徐耀成認為最大的困難是證物太多,負責管理證物的同事三度易手,對文件的熟識程度反而及不上他,所以很多時候,他會主動協助證物主管。辯方律師不時來到證物房要求翻閱那些文件、又要複印,實在是很繁瑣的工作。「法例既然賦予他們有權作出此等要求,我們便要提供服務。證物文件超過四百萬頁,單是目錄已經三吋厚,要從中找到想要的東西,很多時要靠自己的記憶。」他形容自己有如中藥店的掌櫃。

Chui shared his experience in ‘locating the herbs’ (徐耀成分享他怎樣『執藥』)
管理證物的工作,尤其是這麼嚴重的案件,是很繁瑣的。證物太多!好像中藥店一樣。你見過掌櫃抓藥吧?要「廿四味」,他一轉身便取到。我們也有些相似,許多時靠記憶。看過的文件要緊記放在哪兒,需要時可以立即取用。
朱敏健(右)及盧敬榮(左)在整理引渡文件
朱敏健(右)及盧敬榮(左)在整理引渡文件

頭等待遇

廉署安排引渡逃犯最重要的一環是準備引渡文件。調查員必須將控罪、證物和證據等預備妥當,呈交當地的司法機構,獲得對方法庭接受才可要求正式移交逃犯。

專案小組甫接手案件,已得悉幾名涉嫌人士均離開了馬來西亞,所以很早便開始準備有關文件。朱敏健稱:「因為海外證人未必能出席香港的審訊,我們為他們錄取的口供將會成為指證疑犯的重要呈堂證據。為此,我們會要求他們到當地律師樓,在律師跟前宣誓證明文件的真確性。倘若他們拒絕在律師樓宣誓,我們便要與當地法庭作出安排,傳令他們出庭,在法官的見證下進行答問,由法官簽署證明內容真確。引渡文件的數量通常都相當多,我們會將之結集成文件冊,用火漆加封,防止被增刪。」徐耀成補充說:「結集成冊之前我們須將文件複印,方便控辯雙方律師和專案小組的同事取用。有一次我們通宵複印,影印機不勝負荷至壞機,我們要急急找來另一台機替換;打孔機打出來的紙屑更為辦公室舖上一層厚厚的『白雪』。」 (剪輯廉政劇集「引渡令」的片段)

運送引渡文件又是另一個難題。在馬來西亞準備的文件共有四十多冊,每冊大約五吋高。要將它們安全運返香港,調查人員必須親手攜帶。但文件的重量遠超手提行李的規定,唯一的辦法是改乘頭等機位。朱敏健和盧敬榮每人背著十冊,將剩餘的放進上鎖的鐵箱,合力抬上機艙,全程寸步不離,緊盯箱子,上洗手間也要輪流去。「托引渡文件的鴻福,我們首次以公費坐頭等!」朱敏健不忘幽自己一默。

處理英國那批引渡文件的方法有所不同。「文件約有六、七十冊之多,不能手提。我們特別與航空公司作出安排,租用了一個專用的寄艙貨櫃,將燒了火漆的文件存放好,再於貨櫃四周加上封條,確保運送期間沒有人能觸及文件;負責運送的同事在停機坪監察貨櫃安放妥當後才可上機;到達香港時亦要親身從飛機的貨艙直接提取文件。」徐耀成說。

辛勞的 回報

在審結案件和作出判刑之後,高等法院法官特別向調查人員作出讚許。他說:「這宗案件的複雜程度在本港的司法審訊中相信是史無前例。我特別希望表揚一群廉署調查人員為偵破這宗龐大案件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們抽絲剝繭偵查每項細節的專業態度……對於他們的調查技巧和專業精神,以及在這宗冗長訴訟中表現出的幹勁,我實在深表欽佩……歷年來這宗案件豈止一波三折,但調查人員仍能以無比耐性及堅毅意志衝破重重困阻,香港每一位市民都應該感激廉署的努力……」此外,法官更點名讚揚賈樂施和盧敬榮,對他們全情投入工作的專業態度作出高度評價。

十位長時間參與調查此案的專案小組成員,憑著他們堅毅不屈的精神和卓越的調查技巧,獲廉政公署頒發嘉許狀;賈樂施和盧敬榮更獲港督頒發嘉許狀(時為一九九四年),以表揚他們鍥而不捨的精神和專業的工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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