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健在1985年接受任命参与专案小组时以为任务为期大约一年,怎知不经不觉已经到了1988年。当时他有机会参加升级试,但评审委员翻了翻他的工作纪录,认为他几年来只参与一宗案件,接触面相对较其他考生少,不予批准升级。名落孙山的朱敏健当时心情十分复杂,他回忆:「一直以来,我都因为有机会参与这宗大案而引以为荣,岂料却又偏偏因为它而升级无望!」第二年,朱敏健再度参加升级试,考官提了一条巧妙的问题,朱敏健给了一个坦白的答案,换来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 ......
朱敏健获擢升而被调离专案小组,徐耀成的工作量立即倍增,先后到过马来西亚十数次,最长一次逗留了三十二天。
「小儿子刚刚出世,我接到任命要往马来西亚接见证人,为期两周。心中当然有点牵挂,但毕竟工作最重要。」一瞬间两周过去,工作还是没完没了,与徐耀成同行的检察官认为他对案件最了解,不肯放他离开。「上司十分体谅,同意调派另一位同事来接替,但我最终还是选择留下来把工作完成。」因为他经常出外公干,徐太只好辞去自己的工作,专心照顾家庭和两个儿子。
跟徐耀成一样,朱敏健亦不无感慨。他说:「我错失了许多重要时刻,两个儿子童年中最重要的几年我都不能留在他们身边。85至88年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不在香港,那时适值他俩相继入读小学,甚么排队报名、笔试面试……总之事无大小,只好靠太太独力处理。」
话虽如此,他二人的眉宇之间却又同时流露一股满足之情。徐耀成说:「能参与此案,我深感荣幸。除了副组长贾乐施以外,我是全组唯一一个『由头带到尾』的,连最后一份文件 - 全案的支出报表 - 都是由我计算和整理的。」他说从中学到许多新事物:「早期的确面对很多财经商业方面的问题,但因为参与本案调查,有机会跟专业会计师一起工作,边做边学,渐渐地发觉自己的财经知识亦有所增长,甚么会计程序、股票市场运作,一概难不到我,对日后调查类似性质的案件有很大帮助。」「佳宁 / 裕民案」成了徐耀成生命的一部分,更是他事业的重要部分。入组时他任职助理调查主任,不久即获擢升为调查主任,离组前早已升为高级调查主任!朱敏健更因为本案诱发他对法律产生兴趣,其后修读了一个法律课程,取得学位。
廉署安排引渡逃犯最重要的一环是准备引渡文件。调查员必须将控罪、证物和证据等预备妥当,呈交当地的司法机构,获得对方法庭接受才可要求正式移交逃犯。
专案小组甫接手案件,已得悉几名涉嫌人士均离开了马来西亚,所以很早便开始准备有关文件。朱敏健称:「因为海外证人未必能出席香港的审讯,我们为他们录取的口供将会成为指证疑犯的重要呈堂证据。为此,我们会要求他们到当地律师楼,在律师跟前宣誓证明文件的真确性。倘若他们拒绝在律师楼宣誓,我们便要与当地法庭作出安排,传令他们出庭,在法官的见证下进行答问,由法官签署证明内容真确。引渡文件的数量通常都相当多,我们会将之结集成文件册,用火漆加封,防止被增删。」徐耀成补充说:「结集成册之前我们须将文件复印,方便控辩双方律师和专案小组的同事取用。有一次我们通宵复印,影印机不胜负荷至坏机,我们要急急找来另一台机替换;打孔机打出来的纸屑更为办公室舖上一层厚厚的『白雪』。」 (剪辑廉政剧集「引渡令」的片段)
运送引渡文件又是另一个难题。在马来西亚准备的文件共有四十多册,每册大约五吋高。要将它们安全运返香港,调查人员必须亲手携带。但文件的重量远超手提行李的规定,唯一的办法是改乘头等机位。朱敏健和卢敬荣每人背著十册,将剩余的放进上锁的铁箱,合力抬上机舱,全程寸步不离,紧盯箱子,上洗手间也要轮流去。「托引渡文件的鸿福,我们首次以公费坐头等!」朱敏健不忘幽自己一默。
处理英国那批引渡文件的方法有所不同。「文件约有六、七十册之多,不能手提。我们特别与航空公司作出安排,租用了一个专用的寄舱货柜,将烧了火漆的文件存放好,再于货柜四周加上封条,确保运送期间没有人能触及文件;负责运送的同事在停机坪监察货柜安放妥当后才可上机;到达香港时亦要亲身从飞机的货舱直接提取文件。」徐耀成说。
在审结案件和作出判刑之后,高等法院法官特别向调查人员作出赞许。他说:「这宗案件的复杂程度在本港的司法审讯中相信是史无前例。我特别希望表扬一群廉署调查人员为侦破这宗庞大案件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抽丝剥茧侦查每项细节的专业态度……对于他们的调查技巧和专业精神,以及在这宗冗长诉讼中表现出的干劲,我实在深表钦佩……历年来这宗案件岂止一波三折,但调查人员仍能以无比耐性及坚毅意志冲破重重困阻,香港每一位市民都应该感激廉署的努力……」此外,法官更点名赞扬贾乐施和卢敬荣,对他们全情投入工作的专业态度作出高度评价。
十位长时间参与调查此案的专案小组成员,凭著他们坚毅不屈的精神和卓越的调查技巧,获廉政公署颁发嘉许状;贾乐施和卢敬荣更获港督颁发嘉许状(时为一九九四年),以表扬他们锲而不舍的精神和专业的工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