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起訴過程
檢控不檢控？
第一及第二被告從沒有對那五萬元作出任何解釋——理論上，廉署無法證明那是第二被告給第一被告的賄款，亦未有更多證據顯示，賄款與隧道工程有關。
但化驗結果顯示，信封及紙幣上，都帶有以第二被告為主要來源的DNA混合物，廉署認為這是有力的證據，證明那五萬元是來自第二被告的賄款。
法例賦予廉署廣泛的調查權力，故此同時亦設有完備的監察與制衡機制，防止權力被濫用。獨立檢控權就是機制裡其中一環。
所有與貪污有關的案件，廉政公署都有權調查，但調查後檢控與否，則屬於律政司司長的權力。
調查與檢控權分開，可以確保不是廉署「說了算」——不會單純以廉署的判斷，而是由律政司司長作出檢控決定，防止濫權。
廉署與律政司方面進行多次討論，不斷嘗試找到更多證據去支持控罪——廉署認為那五萬元並非針對任何特定行為的報酬，而是希望第一被告以其公職人員身份優待第二被告的「甜頭」。
廉署鍥而不捨地繼續尋找相關佐證去支持這個說法，包括過往的維修項目中，第一被告有否批出一些不必要的工程給第二被告？廉署亦向第一被告的上司和下屬查問，了解第一被告於2015年8月所建議的將軍澳隧道維修工程，是否緊急及必要？還是在非必要的情況下經常批出維修單，令第二被告有機會賺錢？
而更重要的問題是，有關的將軍澳隧道維修工程，第一被告的下屬（控方第三證人）早在2015年8月已備妥撥款申請文件，為何在2015年9月8日決定下班後與第二被告返回內地那天，第一被告才把簽署了的文件交給下屬？
經過一年的討論和整合，律政司決定予以起訴。
案件由拘捕、起訴至審訊，經歷了整整三年的時間。
「廉署認為，政府化驗所的鑑證報告是有力證據，證明第一被告身上的現金，是來自第二被告的。但完全倚賴這點證據證明貪污，可能較為牽強。」
為了取得更多佐證，證明該五萬元是賄款是「甜頭」，廉署花了很多工夫準備呈堂證供及報告。調查員娓娓道來：「在報告裡，我們詳述了二人的背景、關係、私交往來的資料例如出入境及現金入帳紀錄等，務求把最有力的證據呈給法庭。」